一夜白了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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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夜白了头

叶白

我的家乡在沂濛山腹地。这里土壤多为沙石，小麦、玉米等农作物不易生长，村民们一年到头全靠地瓜干煎饼来维持生活。我们兄妹4人，我在家是老大，日子过得很苦。但母亲没有听邻居大叔那句“穷读书、富放猪”的致富经，先后把我们送进了学校。

从我记事起，便知道父亲没日没夜地在山上采石头卖，辛辛苦苦的父亲采一天石头才能挣5角钱。母亲在田里劳作，操持一家人的生计。常年的辛劳使她患了一身的病。

我12岁那年，考上了县城一中，这对于一个农家娃来说十分不易。在县城一中读书那几年，我一日三餐靠吃母亲送来的地瓜煎饼和咸菜充饥，发愤苦读，为的是考上大学，让母亲得到些许的安慰。没想以日后我以5分之差落榜。

记得从县城看榜回家时，母亲正蹲在地下剁地瓜皮。见我回来，她期盼地问：“儿子，考上没有？”

我不敢正视母亲的眼睛，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，“别泄气，考不上再考。”母亲又继续剁地瓜皮。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我抬头一看，母亲正用右手使劲捂着翻地瓜的手，殷红的鲜血顺着手背淌了下来，滴在了未剁碎的地瓜皮上。

那一刀剁在了母亲的手上，也剁在了我的心上，整整疼了好几年啊！

第二年，我考上了山东省丝绸工业学校。母亲再也拿不出一分钱。她东借西借只借到了70元钱，可离300多元的学杂费还差得太远。母亲三天三夜没合眼，看见母亲更加消瘦的脸和日渐增多的皱纹，我哭了：“妈，这个学我不上了。”“说什么傻话，多读书没坏处。妈会想出办法的。”第四天吃完晚饭，母亲告诉我她去姑姑家借些钱。

那天，我和父亲坐在灯下一直等到半夜12点，母亲还没回家。我坐不住了，因为去姑姑家都是坎坷不平的山路，要经过几座山和一片阴森的坟地，就是白天走，也叫人毛骨惊然。我懊悔极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要陪母亲一起去呢！父亲也急得不行，就在我们准备出门接母亲时，母亲踉踉跄跄地回来了，额头上，手上都是血。

我扑过去：“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母亲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没什么，路上遇到打劫的，要钱，我说没有，他搜了半天，没搜着，就把我打了一顿。”说着，母亲脱掉鞋，从里面拿出一沓钱递到我手里：“儿子，拿去交学费吧。”

接过母亲差一点搭上性命换来的两百多元钱，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。

在丝绸学校读书的日子里，每当就餐时，我捧着热气腾腾的馒头都会想起母亲，体弱多病的母亲长年累月咀嚼的都是地瓜煎饼呀！

寒假结束返校前，我故意对母亲说学校的饭菜吃不饱。母亲心疼地为我连夜准备了一大尼龙袋地瓜干煎饼。

回校后，我把煎饼放在床下的木箱里，每当吃饭时，我就拿上几个偷偷溜出校园，眺望遥远的故乡，啃那令我既爱又恨的煎饼。放暑假时，我用省下的50多斤馒头票去食堂换回了两袋馒头。

当我把馒头捧给母亲时，母亲迟迟没有伸手，愣了好半天，她才说：“儿子，这是你偷的吗？”“娘，不是……”“不是偷的，怎么有两袋白面馒头？这么多年，娘见也没见么多白馍呀。”

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后说：“娘，自从我记事起，您就天天吃地瓜干煎饼，这次您就接受儿子这份孝心，吃顿白馍吧。”

母亲怔怔地望着我好大一会儿，伸出双手颤抖地接过馒头，哺哺地说：“好儿子，娘吃。”

1991年，我从丝绸学校毕业后原指望找个好工作能够供弟弟妹妹上学，减轻父母的压力。可我的梦想很快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。我分配去的那家工厂很不景气。经常一两个月发不出工资。后来我又调了几个单位，但都不尽如人意。我自己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，又何谈顾及乡下弟妹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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